后严复话语时代：叶君健对严复翻译思想的拓新

叶君健先生（1914-1998）

摘要：本文探讨了叶君健对严复翻译思想的继承和拓新，考察了叶君健对严复的“信达雅”的反思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独特阐释观。叶君健对严复的“雅”的内涵的拓展在于，“雅”不只是一种修辞或风格上的文雅和典雅，更是译者的一种文学情怀和个性表现。叶君健翻译中的创造性阐释观与严复的按语阐释的理念异曲同工。不仅如此，叶君健的“翻译报国”与严复的“救亡图存”的翻译动机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叶君健在诸多方面极大地拓展了严复翻译思想的阐释空间，为当代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叶君健; 雅; 个性; 再阐释; 翻译报国

1．引言

中国现代化的肇始是伴随着以严复(1854－1921)为代表的西学中用的西方启蒙思想的译介活动开始的。严复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的高度总结“信达雅”原则，成为现代翻译思想的一盏指路明灯，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译人前行，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中国翻译界毫无疑问地生活在笔者称之为的“后严复话语时代”。在这一时代，尽管翻译理论界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思想做出了探索，但拓展的空间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翻译家兼作家叶君健(1914－1998)先生对严复翻译思想的拓展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其译作及作品没有被系统地研究过，其与严复相关的翻译思想的研究也极少被挖掘。在后严复话语时代，破解“叶君健现象”，剖析其与严复翻译思想的渊源，探讨其与严复翻译思想的契合，恰逢其时。

显而易见，严复和叶君健两位知名的翻译大师的翻译理念具有百虑而一致的特点。严复翻译的社科译书启蒙唤醒了近代中国，其提倡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百年来翻译界绕不开的金科玉律，毫不夸张地讲，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论发展史就是围绕严复而展开的。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译论的开创者、奠基者。叶君健在其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基本上遵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原则，难能可贵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叶君健对严复的翻译思想做出了新的拓展。他多次撰文探讨自己的翻译理念，涉及到严复的翻译原则既有肯定，也有反思，既有“照着讲”的继承发展，更有“接着讲”的推陈出新。“照着讲”不失严复的原意，“接着讲”则新意叠出。叶君健的翻译观无疑是对严复翻译思想的不可多得的补充和完善。更重要的是，贯穿两位杰出翻译家的一条鲜明主线是，以翻译作为武器，以翻译救亡图存，翻译报国，真正实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理想。

2．严复的“信达雅”中的“雅”与叶君健的翻译艺术个性说

叶君健先生从事翻译实践达六十年之久，对严复的翻译标准有很深刻的体悟和认识。在将严复的翻译标准作为自己的翻译标准的同时，他创造性地对严复的翻译标准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文学翻译观，尤其是在阐释严复的“雅”的标准上，叶君健对其进展了拓新。

严复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转自罗新璋 陈应年，2009：202) ，传诵一时。毫无疑问，严复将“信”放在第一位，但“信”的前提是“信达”并行，无“达”即无“信”。在“翻译也要出精品”一文中，叶君健探讨了严复作为一代翻译大师对翻译标准的贡献。在叶君健看来，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具有永久的魅力，但“信达雅”作为所有类型的翻译标准并不是万灵妙药。主要原因是，严复翻译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其翻译标准是建立在其翻译实践基础之上。对于社科翻译，“信达”作为翻译标准足矣。但是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呢? 叶君健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时，最低的要求当然是‘信’和‘达’，但是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原作的精神，也就是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的表现究竟怎样，这就得费踌躇了。在这里面译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就起了作用”(叶君健，1997：29) 。在叶君健看来，原作的精神除了译作忠实、通顺之外，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不是严复的“雅”字能够简单概括的。“雅”的内容除了优雅、文饰等之外，更突出的是艺术创造价值。例如，叶君健的译文雅致细腻地再现了原文的韵味：

(1) The evening came and the rose folded her petals tightly and dreamed. It dreamed that it was a beautiful sunny day and that a caravan of foreign Frankish men had come on a pilgrimage to the grave of Homer. And among the strangers was a singer from the north, from the land of drifting mists and crackling northern lights. He broke off the rose and pressed it between the leaves of a book and so carried it to his own country, in that far part of the world. (A Rose from Homer's Grave)

译文：黄昏到来了。玫瑰花紧紧地收敛起它的花瓣，做了一个梦。它梦见一个美丽的、阳光普照的日子，一群异国人参拜荷马的坟墓。在这一些异国人之中有一位歌手，他来自北国，来自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他摘下这朵玫瑰，把它夹在一本书里，然后把它带到世界的另一

部分——他的辽远的祖国里来。(安徒生著，叶君健译，2010：208)

译文将“folded”译为“收敛起”贴切，将“a caravan of foreign Frankish men”译为“一群异国人”自然顺畅，“from the land of drifting mists and crackling northern lights”翻译成“来自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颇具文采，英文“far”译为“辽远”十分典雅。

(2) Through all the songs of the east, the eternal theme is the nightingale's love for rose. In the silent, starlit nights, the winged songster sings his serenade to his beautiful scented flower... ( A Rose from Homer's G rave)

译文：东方所有的歌曲都在传唱着夜莺对玫瑰花的爱情。在星星闪耀着的静夜里，这只有翼的歌手就为他芬芳的花儿唱一支情歌。(安徒生著，叶君健译，2010：207)

叶君健将“the eternal theme”翻译成“传唱着”处理得不显山露水，“serenade”归化为情歌也很“润物细无声”。上述两段安徒生的英文原文典雅，叶君健的翻译也文采斐然地再现了原文的文雅之风。叶君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严复提倡的社科翻译的翻译标准与一般文学翻译标准，应该有较大的距离。严复的“信”和“达”属于技术的范畴，主要是操作性质的翻译，社科翻译、政论翻译、应用翻译等只要达到了“信达”，就达到了翻译标准，而“雅”则与译者的个性密切相关。叶君健认为：“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叶君健，1997：30) 。那么，如何生产有个性的译作呢? 在叶君健看来，文学译者除了遵循严复的信达雅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追求人生真谛和充满激情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原作进行再创造。原作的精神体现在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怎样把握和重建原作人生情怀，就取决于译者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翻译的神来之笔体现在似与不似之间。“那么，什么叫做‘信’或‘忠实’于原文呢? 我每次提起笔搞点翻译的时候，总感到有些茫然。译一篇文学作品，如一首诗，无非是把原作者的本意、思想、感情、意境如实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当初写作时的感受一样或差不多。但事实上，作者在‘灵感’或，‘冲动’的诱导下写出一篇作品，恐怕他自己对他当时的感受也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轮廓。文学和艺术作品毕竟不是科学，而是触及‘灵魂’的东西，这里面有‘朦胧’和‘似与不似之间’的成分，要用象数学那样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叶君健，1983：9)

那么，被吴汝纶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雅”到底怎么理解呢? 由于严复推崇先秦诸子的思想，模仿汉晋六朝佛经翻译的文雅，且当时白话文并未普及，他自然就用其擅长的古雅文体进行译述。或者说，严复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苦心孤诣是，古雅的文体作为糖衣或者招来术吸引士大夫的注意，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者相颃颉。具体而言，叶君健认为，文学翻译是将“信达”作为基础，而“雅”则是译者个性的张扬和发挥。“但‘雅’则牵涉到译者的个性、品格和修养了。没有‘雅’，译文也就没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具有个性”(叶君健，1997：29) 。叶君健的文学翻译的“个性说”一方面是对严复“雅”的翻译内容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突出了文学翻译的翻译标准与社科翻译标准的迥异之处。更重要的是，叶君健的翻译中的译者个性、情感、和文雅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了。

严复的“雅”虽然具有先秦风格的典雅，但是文学翻译的“雅”除了语言上的雅致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审美。叶君健将严复的“雅”的涵养拓展到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给人以审美的艺术境界。这种“雅”与翻译的语言形式无关，而是译者如何将自己的心灵情感、审美修养、作品的艺术意境传递给读者。“雅”的标准则涉及到原作精神活动或者个人情感的细腻再现。可见，文学翻译的二度创作的重心之一在于如何实现“雅”上。由于“雅”的情趣相异，所以同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并存。江山代有译家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译者文学雅致风格、审美风雅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艺术享受和审美。质言之，“雅”应该是译者文学修养及艺术气质的再现，是译文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统一，是译者艺术才情和个性的表现，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再创造。叶君健的观点无疑丰富和发展了严复“雅”的内涵和实质。

3．叶氏再创造的阐释观与严氏翻译中的按语阐释

叶君健在翻译实践中提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和再阐释。总的来说，严复以中化西，即在翻译中保留大量的中国语言文化色彩; 叶君健是中西互化，他的翻译自然贴切，毫无欧化之痕迹，句法措辞很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及审美习惯。叶君健的翻译再创造建立在对原文的阐释基础之上。在对原文的阐释方面和目的语的再创造方面，二者是殊途同归。严复的按语增添给译作提供了大量的阐释空间，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嫌。尽管严氏的被其称之为“卮言”的按语给读者提供了大量背景知识，但其译文屡屡造成过度阐释发挥。

毫无疑问，翻译是一种诠释过程，从西方《圣经》翻译开始，翻译的阐释问题就成为核心焦点。解释学中的语法解释学强调翻译中遵循文本的语义意义，而心理解释学突出的是理解的主观性和经验的差异性。显而易见，严复和叶君健二位译家突出的是原文的深层意义和原作者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重建原文，它属于心理解释学翻译方法。严复的阐释和对原作者意图重建的主要体现在于他给译作所增加的按语。按语作为一种阐释手段大大凸显了译者的理解和发挥，成为严复译书的特色。1898年出版的沔阳慎始基斋《天演论》译本中，严复在五万六千字的译文中，增加了28条按语，字数达两万一千字，占全书2/5的内容。其翻译按语的目的表现了他对原文的独特阐释：除了原作的背景知识以拓宽读者的知识面之外，另一方面是阐释原文意图，阐发和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例如，在其《天演论》导言按语中，严复以自己信奉的斯宾塞的理论来批驳赫胥黎的观点，突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严复的过度诠释在翻译历史上极为罕见和醒目。

对于叶君健来说，翻译何不是一种阐释、一种创造，它打上了译者的主体性和个性特征。在文革期间叶君健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曾尝试过大量加注释的做法，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得不放弃这种注释的策略，但毛诗的意识形态的涵义必须通过文字表现出来。“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叶君健，1991：8) 但从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角度出发，严复的翻译的菁华思想隐藏于其翻译按语之中，那么叶君健是怎样进行创造性阐释的呢? 依笔者之见，叶君健的翻译阐释和创造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翻译是一种再阐释后进行再创做的文学精品。叶君健倾注其一生精力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就体现了其独特的阐释。在一般人看来，安徒生童话的译文只要清新易懂、充满儿童语趣就行，但叶君健认为，安徒生童话体现了其独具匠心的哲思和诗人情怀，因此译文也必须具有相同的人生情感和哲思。《安徒生童话》现有80多种语言的译本，丹麦媒体评论认为，叶君健翻译的中文译本是最好的，因为叶君健翻译时把安徒生看作一位伟大作家和诗人，再现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因此，叶君健被丹麦女王授予“丹麦国旗勋章”，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译者。请看叶老创造性翻译的如诗般的童话《海的女儿》(Little Mermaid)的片段:

Now don't suppose that there are only bare white sands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No indeed. The most marvelous trees and flowers grow down there, with such pliant stalks and leaves that the east stir in the water makes them move about as though they w ere alive. All sorts of fish, Large and small, dart among the branches, just as the birds flit through the trees up there. From the deepest spot in the ocean rises the palace of the sea king. Its walls are made of coral and its high pointed window s of the clearest amber, but the roof is made of mussel shells that open and shut with the tide. This is a wonderful sight to see, For every shell holds glistening pearls, any one of which would be pride of a queen's crown．

译文：不过人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沙的海底。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来，好像是活着的东西。所以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子之间游来游去，像是天空中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它那些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 不过，屋顶上却铺着黑色的蚌壳，他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开合。这是怪好看的，因为每一颗蚌壳里都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王后帽子上最主要的装饰品。(安徒生著，叶君健译，2010：65)

首先，叶氏的译文题目《海的女儿》没有直接翻译成《美人鱼》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理解；“most marvelous trees and flowers”翻译成“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而不是“神奇的树木花草”，“tide”翻 译 为“水 的 流 动”；“pride of a queen's crown”中的“pride”译为“最主要的装饰品”，无一不是再阐释后的再创造翻译。同理，在《皇帝的新衣》中将“Sir Weaver”译成“御聘织师”，将“Heaven help me”译成“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旅行伙伴》中将“See them hop and swing around whenever they've a chance”译成“她们跳着《大鼓进行曲》，美丽的姑娘哟，旋转吧!”，增添了原文没有的《大鼓进行曲》，既十分传神，同时也传递了原作的意图，且体现了叶君健的创造性阐释才情。

叶君健的再阐释、再创造来自于他对作家作品的精深研究。他亲自去丹麦考察安徒生的生平，了解作品的艺术旨趣、历史文化背景和作者的人生经历。要翻译好一部作品，仅仅“信达雅”是不够的。安徒生是诗人、哲学家、民主主义者，他的童话作品，也像许多其他的世界名著一样，是诗、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结晶。以“信”、“达”、“雅”作为参照点，叶君健相信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不单是一个‘移植’问题了，它是再创造”(叶君健，1997：29) 。叶君健认为，如果只从对原手稿、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据和推敲入手，从而在文字上“精确”地表现出原作字面上的意义，那只能勉强传递了文本的意图。对于叶君健来说，那种翻译只是复制，而不是再创造，文学翻译需要揣摩的是作者诗情和意图。因此，在叶君健翻译时，他试图将这种人生的真谛和诗情译出来。他所追求的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政治哲理和诗情，这就是经过阐释后的翻译精品。叶君健提倡的翻译“精品”是建立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基础之上，通过译者的学识、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与原作相结合的结晶。这种融合本身是一种再创造，译者对原作完全吃透消化，经过加工而再创造成为本国文字中的“精品”。这种“精品”与其说是译作，不如说是译者的再创造。它凝结了译者的人生修养、文化水平、文字功夫、艺术审美、甚至意识形态的操纵。因此，读者读到的作品与其说是外国文学不如说是经过阐释的翻译文学：“就我们今天的广大读者而言，外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从外国语翻译过来的，把外国的作家作品，通过我们的移植，变成我们的读物。”(叶君健，1981：75) 一言以蔽之，叶君健的再阐释和再创造是对严复“信”的破格和新阐释。

翻译对于严复和叶君健来说都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严复的按语和翻译评论体现了其苦心孤诣，这本身已经超出了“信达雅”的范畴，某些部分是严复的写译而不是翻译。其结果是，他的译文经过颠倒附益、增删省略之后，加上海量按语，成为翻译与述评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或者述译。这类归化的翻译策略被严复运用得得心应手。对于叶君健来说，他的翻译策略是将原语文学归化到目的语之中，成为目的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外翻译历史上，将外国作品归化到本国文学中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一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有效途径。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叶君健意识到中国缺乏厚实的儿童文学的传统和遗产，通过翻译的再创造从世界文学宝库中翻译改编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其中不少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在中国生根落地，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部分。在翻译世界各国童话的过程中，为了较好地借鉴原文资源以符合目的语需要，原作中的人称视角、观点臧否、情节变易、内容增益删减改编都有可能，这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叶君健是解放后最早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翻译家。“要实质性地介绍和普及中国文学，改变外国读者(包括出版家) 的‘信息’观点，那还得我们自己作出努力。自1938年春我在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对外宣传工作时，我就一直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但这种工作不能零星片断、应该较有系统，把古典、‘五四’时期的文学及至抗日时期文学联系起来，反映整个中国文学的面貌及传统。”(叶君健，1989：106) 严复穷其毕生精力，翻译了八部传世的西方社科作品，叶君健孜孜不倦四十余年翻译安徒生童话，不仅体现在文字上的忠实通顺，更是一种研究、述评、转化、阐释、创译的过程。二位翻译家对作品的阐释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写的评论文章和书籍里，更能生动地呈现在其翻译作品中。同理，叶君健本人用外语创作的作品，像世界许多其他的名著一样，也是诗情才情、哲理的结晶，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中的写译、创译、自我翻译成为叶君健翻译活动的一种独特风景。

4．叶君健的“翻译报国”

与严复的“救亡图存”贯穿严复和叶君健的翻译活动的一条殊途同归的主线是，两位翻译大家都以译笔为武器，力图实现救亡启蒙和民族富强的共同理念。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危难重重、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严复的译著让中国人知道了西方，同时为救亡图存构筑了中国现代性话语。贯穿叶君健的翻译生涯也有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翻译为革命服务，为了唤起民众抗战。“抗战一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翻译成为救亡图存，塑造民族认同，锻造新的话语的强有力的手段。而严复和叶君健是将这种手段运用到极致的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用翻译让国人知道了西方，叶君健通过翻译让西方人知道了中国。译书强国成为两人的第一要义，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方面，叶君健继承了严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的精神。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分裂的危险。从1895 到1898年间，严复先后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其翻译的主要动机就是警醒国人“物竞天择”严酷现实。事实上，他的译作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如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毛泽东等，“启蒙”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性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译作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二十世纪早期爱国运动。

同严复一样，叶君健的翻译是有其目的的，向西方介绍“活的中国”。叶君健是这样评论严复的翻译动机的：“严复代表了那时极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即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促进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个目的部分地达到了。翻译工作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乃至革命相结合起来了”(叶君健，1992：15) 。为了反映被压迫中国人的状况，叶君健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和世界语写了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和《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为了描写早期中国革命的汹涌澎湃的大潮，1947年叶君健用地道的英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山村》，后期完成了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描写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巨大历史变革的过程，反映了长江流域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反抗和斗争。在唤醒国人，救亡启蒙主题上，叶君健与严复惊人相似。

严复生活的年代，中国面临甲午战争的阴云密布，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时刻。《马关条约》之后，为了揭示倭寇灭亡中国的企图，严复通过其译笔发出了“物竞天择”的呐喊。同样，为了日本入侵中土，叶君健以“译笔为武器”向外界 介 绍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的 决 心 和 勇 气。从1938年起，叶君健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历史文献在国外发表，以鼓舞抗战士气。在武汉，叶君健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团结国内外文艺界和文化界人士，用英语进行宣传广播，竭诚地把《新华日报》的重要新闻、社论翻译成英文，为史沫特莱、奥登、伊文思等国际友人做口译，不辞其苦，把自己的外语才华贡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单枪匹马赴英伦三岛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报道工作。与严复所不同的是，叶君健“以译笔为剑”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救国的行列中。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于 2015年5月还特地举办了“叶君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展览，通过大量图片、手稿等史料介绍了叶君健当年在英宣传中国抗战，以及他与英国文艺界交往的情况，旨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此外，叶君健在选择其所翻译的材料上也与严复一样，急为国家民族大业所急，真正体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严复翻译的动机在于他选择原著的卓识，即严复根据中国社会轻重缓急的需要，精心选择中国最需要的西方书籍。每一种书籍的选择都有极其深远的用心。叶君健本人是这样评价严复的翻译动机和功绩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了解到，单科学和技术都不足以成为万应灵丹。这些东西还必须和与之有联系的政治 和 社 会 制 度 的 改 革 加 以 配合——而这些改革还必须领先。严复对此深有感受，他所做的一些翻译工作可以作为生动的说明”(叶君健，1992：14) 。严复、叶君健两位先贤将翻译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同理，叶君健不像林语堂、张爱玲等人选择雅致人文书籍来翻译，而是契合当时中国抗战和中国人的生活来翻译。叶君健翻译的刘白羽、吴奚如、张天翼、姚雪垠等人的作品是中国进步文化界公认的反映抗日斗争和生活的佳作。他将译文在纽约出版的Story、伦敦出版的New Writing、莫斯科出版的International Literature杂志上发表，把中国进步作家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最新作品推介给西方，以潜移默化地争取国际同情和舆论声援。此外在香港，叶君健还同戴望舒、徐迟、冯亦代创办了英文刊物Chinese Writer，翻译出版了英文战时小说集Wartime Chinese Stories和短篇小说集Three Seasons，这样在一批抗战中涌现的中国作家被国外所知。解放后，叶君健创办了《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英文刊物，中国新文学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儿女英雄传》等通过这个窗口走向了国外，使国外了解了土改、抗美援朝等划时代的历史巨变。像严复一样，上述所有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叶君健响应时代的呼唤，把握时代的命脉，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述译的使命感。

作为两代不同时期的翻译家，在面临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严复和叶君健都肩负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翻译作为一种动机、一种手段不仅可以构建新的民族认同，而且能制造新的民族国家话语。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精心审慎地挑选所翻译的内容，将翻译作为一种武器，直接服务于民族救亡与民族振兴。由此看来，有影响的翻译家在历史危机时刻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一样，关注本民族的兴亡和强盛。中国最需要的，也就是翻译家们的需要。

5．结语

叶君健在主编《中国文学》英文期刊的数十载期间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有开拓之功，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和英文著述享誉世界文坛，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在长期的翻译生涯中，叶君健先生勤于思考，对严复的“信达雅”以及翻译思想做了精深的阐释和发展，其翻译思想无疑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弘扬。百年来援引严复翻译标准的学人如过江之鲫，一部现当代的中国译论发展史就是围绕严复提倡的“信达雅”而展开的。自清末以来吴汝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贺麟、林语堂、郑振铎、赵元任、陈西滢、朱光潜、钱钟书、叶君健、刘重德、叶威廉、许渊冲、黄克武、汪荣祖、沈苏儒等学者或接受严复的“信达雅”，或对其中一个翻译原则提出批评，或在吸收消化、修正严复的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翻译标准，但大多缺乏突破性的观点，而叶君健对严复翻译思想的阐释颇具革命性，它极大地拓展了严复翻译思想内容，值得翻译理论界重视并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创新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JG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军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中西比较文化。

本文发表于2015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6期，第69-74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